在这一点上，退溪和儒家的心灵境界说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
在实际生活中，每个人的觉解各不相同，但他必有一种境界，或者时而属于这种境界，时而属于那种境界。他在区分和论证四种境界时所根据的方法，依然是概念分析的方法。
天地境界是就人和宇宙的关系说的。其后，他又在《中国哲学中之神秘主义》一文中提出：本文所说神秘主义，乃专一种哲学，承认有所谓‘万物一体之境界者。这在方法上同熊十力、牟宗三等人为代表的新儒家，确实不同，但其结论和归宿却又不能不说是相同的。所谓觉解，可以看作一种认识，但又不同于通常所说的认识。这种了解就是所谓解，由于它不是一般的对象认识，而是一种意义的认识，具有主观的因素或主体因素，但它又不完全是主观的。
所谓旧邦，就是中华民族。从一定意义上说，境界说同他的哲学体系一起，是中西哲学融合的产物。此词源自希腊文theoria，有理智观察之义，常译为沉思，英译为contemplation或meditate。
而在柏拉图那里，哲学智慧则意味着拥有思想升华和对整个时间与存在进行沉思的灵魂[36]。从外部说，通过与其他学科或学问相比较来理解它的含义。[58] 方朝晖，《中学与西学——重新解读现代中国学术史》（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9—61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更重要的是，虽然有那么多前辈开拓的原创性中国哲学研究，却很难说形成了公认的有普遍意义的范式（paradigm），象我们在现象学、存在主义、分析哲学等思潮中所看到的那样。
阿多说： 哲学学派尤其与某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和生存抉择相一致，它要求个人生活风格的完全改变，一个人整个存在的改变，最后是以某种方式存在和生活的渴望。所谓有哲学，我指今人从哲学立场来研究古人，发现古人思想中的哲学成分。
我们不能仅仅因为都研究了存在或人的存在方面的根本问题，就有理由将这类宗教教义称为哲学学说。三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学界普遍盛行的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一些辩护是不是站得住脚。强调哲学代表思想的自由，是包括亚里士多德、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等许多西方哲学大家在内的共同看法。但哲学和宗教的反思方法是有本质不同的。
在第二个方面，清教的世界观按照一种内在的价值尺度制定出生活方式的系统的指南，它把‘世界看成可以按照规范从伦理的角度塑造的物质[8]，由此主张传统绝对不是神圣的，从伦理上理性地征服世界、控制世界是不断更新的工作的绝无止境的任务：这就是‘进步的理性客观性。所谓体系建构之风，是指把中国哲学研究变成主观、人为地建构一套自圆其说的个人理论体系的风气。今天从事传统学术研究的学者，虽然大多对传统学术抱持相当强的同情甚至认同态度，但他们的工作——哲学研究——本身，毕竟与古人直接进入以慎独、养心、践履等为特征的功夫有本质不同。[42] 阿多，《古代哲学的智慧》，第15—21页。
亚里士多德曾在《尼各马科伦理学》等书中明确区界定了哲学智慧的科学本质，强调它不指实用的聪明才智（phronesis）。而这一危机的根源在于：在将古人的功夫传统、德性实践转化成了理论分析、概念辨析的过程中，我们没有找到新的意义之源，尚未建立成熟的学科范式。
后面我还将谈到，正是从含义出发，儒学更接近于宗教学说而非哲学学说。[51] 海德格尔，《古代哲学的基本概念》，第5页。
尤其当我们把智慧理解为聪明明智时，与儒学的精神相去更远。在第二个方面，他们追求的指导原理其实是精神信仰，而精神信仰的方向是宗教。我们必须明白，中国传统学问，包括儒家、道家和佛家的学问，从形态上更接近于宗教学说，而不是哲学。他强调，从毕达哥拉斯直到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都一直把哲学理解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修炼（spiritual exercise），和一种对人的存在的确认。除了极少数现代新儒家学者外，绝大多数现代中国哲学工作者都以旁观者身份研究旧学，不再做修身、读经、行礼等实实在在的功夫。哲学论辩凭借自己逻辑和劝导的力量，以及试图对生活者施加的影响，刺激教师和学生真正面对自己最初的选择。
在汉语、特别是现代汉语中，智慧一词多少暗示一种个人成功学，跟谋略、巧妙、精明甚至世故等都有某种关联。我当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并正是基本此而欲在本文中进一步质疑。
[47] 阿多，《古代哲学的智慧》，第364、367页，等。有学者担心，否定中国古代某学为哲学，即是否定今日研究中国哲学的正当性。
我们以旁观者身份自居，不再继承严厉的读经、修身、行礼等一系列功夫实践，于是无法参与到古人生命河流内部，并进行相应的生命意义和生命价值建设。总而言之，从爱智慧角度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合法性辩护，难道不是由于我们太爱中文译名、受其暗示或诱导所致吗？基于智慧的中文含义，遂将哲学这一在无数西哲心目中以思想的自由为核心的学问，理解为完全实用的、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宗旨、以个人成功为导向的学问，也说明中国人的哲学可能迄今为止仍是他们自己想象出来的东西。
但这种智慧练习和生活实践，正如苏格拉底的生活所呈现的那样，有时是反讽的和悲剧的[33]。或：Richard McKeon, ed., 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 ( New York:Random House, Inc., 1941), pp.1026-1030. [5] 文德尔班，罗达仁译：《哲学史教程 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6页。西方学界从明末清初传教士以来，基本上承认儒教为一门宗教（有时列入世界十大宗教），现代西方学者孔汉思（Han Küng, 1928—）、秦家懿（Julia Ching，1934-2001）、李耶理 XE "李耶理" （Lee H. Yearley XE "Yearley, Lee H." ）、罗尼·泰勒（Rodney Taylor）、杜维明等人均看重儒学的宗教性。限于篇幅，这里不能详论。
他声称： 哲学是这样一个研究：它为所有科学奠基，是在所有科学中活着的东西。因此，从是哲学的角度为中国传统哲学合法性辩护是成问题的。
一 这场争论从一开始就掉入的一个陷阱是：许多人基于表面的原因，直接加入中国传统的某些学问可不可以称为哲学的辩论中，而忽略了这一争论真正的意义在于深刻反思过去百年来中国哲学学科建设的成败得失，而这也涉及整个现代中国学术的合法性基础这样重大的问题。否则在西方，哲学不可能成为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死而后已的参与和追求的长久事业。
是要作纯客观的认知分析吗？又不全然是，总还是想着要解决现实问题，所以也不可能拥有西方哲学家那种生命意义。[31] 阿多，《古代哲学的智慧》，第60页。
求善与求知、信仰与理性、践履与思辨，代表人类生活中两种不同类型的学问，前者更近宗教，后者更接近哲学。大抵来说，20世纪以来中国人对于一些西方学问在中国自古就有深信不疑，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些词汇或术语的中文翻译有关。清教理性主义则意味着理性地把握世界[14]，结果是，儒教伦理的这个核心命题反对专业化，反对近代的专业科层和专业训练，尤其反对为营利而进行的经济训练。比如，人们可能不知道哲学的准确定义，但大体知道哲学学说与宗教学说不同，也大体知道哲学与数学、物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区别。
[51] 在讨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时，他分析了智慧（sophia）之义，认为哲学的智慧代表本质的科学、最高的理解，正因如此，这种智慧是最神圣的（见下）。任何人只要从整体上研究希腊哲学，不难发现这一点。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谈论中国传统哲学、儒家哲学，更不意味着否定后者存在的合法性，只要我们区分是哲学与有哲学。正是在一种事实上与古人迥然不同的新的学统路上，出现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
[56]这一说法诚然有理，不过所谓不分也是以基本上区分为前提的。我们不应站在是哲学的立场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辩护，而忽视中国传统学问并不符合作为一门学科形态的哲学的条件。
